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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开始看各种电影,毛的,不毛的,哲学的,枪战的,惊悚的,文艺的。
我们惊奇地现门卫老头儿也是一骨灰级影迷,他除了看那些烧脑哲学书,还喜欢抱着儿子送给他的笔记本看电影,比如《一个国家的诞生》《乱世佳人》《教父》《闪灵》《闻香识女》《全金属外壳》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一边看一边骂中国电影狗屎,我和袁正每次路过都跟他击掌庆祝。
同时,开始接手《潮》的工作。《潮》为双月刊,每个月的5号和2o号出刊,是中国唯一一家由学校的学生主办的走市场的文化期刊,尚存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。
刚进杂志社开迎新会时,方笑对我们说,现在纸媒别人拿去当厕纸擦屁股都嫌硬,《潮》能走到今天,是因为我们不同,保持着那份锐气,希望你们将这份锐气延续下去。
我当时想,没料到这小妞长得俊,思想还这么犀利。
我被收到其中的“锐评”栏目做编辑和主笔,这个栏目是《潮》的核心,主要针对当下大学生感兴趣的文化热点,表犀利、简洁、独到的评说,提倡真话与良知。
鲁迅先生在《三闲集》中说:“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。大胆地说话,勇敢地进行,忘掉了一切利害,推开了古人,将自已的真心的话表出来。”“锐评”要的就是这样的真话,尽管有时真话难听,但必须要有人去重复什么是真理,直到人们加强了认识,这在任何时代都不多于。
鼻毛哥朱真负责的“党员先锋模范”版面管不到我这块,所以施展拳脚并不需要看他的脸色。但是每次见到他都想拿把剪刀把他鼻毛剪掉,跟别的同仁交流之后现大家都有这样的欲求。
他那栏目其实杂志社开过n次会讨论要剪掉,因为夹在杂志社里极度协调,像1分肥胖丑女人夹在一群9.5分美女中。申请交上去了但上面不同意,说必须要有这块,保持杂志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方笑直接负责我的工作,跟她交流顺畅,很多点面都会想到一起,配合默契。
我们经常坐在楼顶的天台上喝着咖啡吹牛逼吹到深夜,电影、文学、艺术,什么都聊。有时流星划过,她会像偶像剧里面的女主角那样拉着我许愿,成熟靓丽的外表下尚有一颗孩子的心,文艺女青年的那股灵动劲儿我喜欢。
她许愿的时候,我偷偷瞄她,长睫毛和细腻的脸蛋,恍惚间,有种斗转星移的错觉——身边的女孩分明是付文心。
我问方笑当年在文科大学一手创办《潮》的“四大金刚”你知道是谁吗?
方笑说自己也不知道,但杂志社和文化界现在还流传着他们的传说,如今我们只知道这四个人的笔名,1989年之后杂志社全部换血,来的都是新人,没有人知道这“四大金刚”的真名,可惜啊,他们写的文章,真的是秀色可餐,一针见血,从来不“春秋笔法”,读起来拍案叫绝。
我们都感慨“四大金刚”的辉煌日子一去不复返了,想揭开这个谜:“四大金刚”究竟是谁?现在是否还在文科大学,还是在那次震荡后解甲归田,隐居起来了?
袁正曾告诉我,他老爸有个朋友也是文科大学的,据他那叔叔说,当时创办《潮》的四个人中,有一个学生的老爸是出版署的领导,一手促成了这事。至于其他三人,有两个在文科大学隐姓埋名,还有一个早已不知去向。
我说,干什么事儿都得拼爹啊。袁正说,那是,这个世界如此平常又如此奇怪,其实没有什么区别,只怪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。
杂志社全部换血那年,那老爸是出版署领导的学生,他老爸被调到地方当官去了,此后他也跟着老爸走了,杳无音讯。这样,杂志社“四大金刚”或“四君子”解散,下课,就成了传说。
当时这几个人在文化界呼风唤雨,他们的文章和书,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和购买,一时洛阳纸贵,居然流传手抄本。
那个时代,诗人在公园大声吟诵,学者在纸上笔走丹青,我们仨常在宿舍窝在被窝一边怀念那些人,一边愤世嫉俗地借古讽今。心走两路,毫不影响。都说中文系男生腹黑,这在我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不聊女人时我们的话题非常高雅、深刻,全是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、人类未来的宏大叙事。
有时想法不同,各抒己见,相互批判挖苦讽刺,口沫横飞,热血滚滚,完全吃地沟油的命操某南海的心。
我们共同现艺术上有些建树的人,往往生性**,体弱多病,所谓文弱书生是也。身心的病态使他们比常人更容易觉察事物的奥秘;泄不完的**为他们搞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袁正乐翻了天,说自己以后肯定是一大文豪,因为他号称文科大学第一淫贼,他让我们先帮他想想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词。
我对他翻了一下白眼说,我都安排好了,我拿诺贝尔文学奖,杨和尚拿诺贝尔**,你拿诺贝尔装逼奖,怎么样?
袁正不满意,说自己再怂也得拿个一柱擎天万年不倒百花奖吧。
事实也是如此,自古文人少有不**的。这一档的代表作家如海明威。他以硬汉作家自居,为性开放的美国妇女提供了寓意深刻的暗示。本土女人搞腻后又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到处参加正义之战,尝尽国外的野味。
搞完后不忘给**寻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性:“男人没得过性病就不算男人。”被搞得遍体凌伤后终于用心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文人和艺术家之淫,不管跟多少人上过床,最后都将因孤独而亡。
体弱多病这一档的代表作家如普鲁斯特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作者普鲁斯特自幼富有幻想,1o岁时得了哮喘病,一生都在于病魔抗争。
中国的如史铁生,文章里不出现病痛我估计史铁生都不愿意写。不管得多少病,在他们那里都是人生的训练。这类病出来的文章我不愿意读,读得憋屈,读完感觉作者那一身病都落自己身上了。
我亲睐这样一档饱受病痛摧残的艺术家,他们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,自己承受病痛,把艺术之光献给受众。比如贝多芬。
袁正管他叫贝爷,经常在寝室里用吉弹奏贝爷的名曲,敬他为神。还有《秋日私语》的演奏者理查德·克莱德曼。
是的,我想到了理查德·克莱德曼,一时脑子空了,不知道袁正和杨尘君在聊什么。
克莱德曼出生在法国巴黎的小镇上,脑袋跟别人不一样,身在小镇,心早已飞到了五彩斑斓的大世界。
他总想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,于是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支摇滚组合,过于理想主义的他们日子过得异常艰辛,挣得的微薄收入都用于购买器材了。
为了生存,克莱德曼找了一份做音乐伴奏或在会议期间演奏的工作。经常只用三明治来填饱肚子,结果17岁时就因胃溃疡开刀。
对于克莱德曼来说这更像是刻骨铭心的磨练,没有这些磨练,也许便演奏不出神曲《秋日私语》。
克莱德曼之所以对我如此重要,是因为高中那个微凉的秋天,我听到了最美丽的《秋日私语》,曾经以为今后再也听不到,只能在记忆中搜寻它的节奏,然后关上脑门细细回味,然而,那温暖的节奏又出现了。噢,我的克莱德曼。
开学以来最大最官方的活动是每年一度的迎新晚会,要混名气的新生会想法设法在这里施展才华。
晚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,几千人的座位座无虚席。各种歌舞表演乐器独奏引来阵阵掌声。
一哥们儿二胡独奏《赛马》,穿着中山装,头梳得油光水滑,一演奏起来整个人跟吃了几十公斤摇头丸一样,投入得不行,油光水滑的头瞬间被晃成爆炸头。
我担心他的头被摇下来了。
我对袁正说:“这哥们儿厉害还是你弹吉他厉害。”
“他这乱搞一气,不就是小时候被关在黑屋里练出来的吗,算个屁。”袁正不削。
我说:“有技巧没感情,工匠痕迹太明显,勉强及格。”
袁正主要是来看美女的,以便锁定下个目标。
这摇摆哥摇到最后,袁正被他摇进了梦乡。他下台时袁正终于醒过来说:“操,终于摇完了,解放了。”
主持人接着说:“有请外文学院的付文心为我们演奏钢琴曲《秋日私语》。”
顿时,我惊心动魄却面无表情,世界消音了,脑子一片空白,然后画面回到了从前从前。
那个秋日微凉的午后,淡淡的云朵漂在空中,温润的空气酝酿着青草的气息。
我第一次去付文心的家,拘谨地坐在她宽畅而富丽堂皇的家里的沙上,她细腻而灵巧的双手在钢琴键上温柔地游走,犹如两只云端漫舞的精灵。
我陶醉在了《秋日私语》的旋律中,心灵随着乐调的起伏飞到了桥边镇,越过了炊烟渺渺升起的衣河,越过了麦香扑鼻的原野,越过了蛙声阵阵的稻田,飞到了树林的上方,在那里荡漾。我的灵魂滞留在芬芳的空气中,我愿永远迷失在那里,享受周围的一切。
我在那里飘荡,听得懂鸟语虫鸣,能跟周围所有物种沟通,倾听它们的喜怒哀乐。之后,我慵懒得在树尖沉睡,不再醒来。
另外一个叫付文心的女孩,另一曲《秋日私语》,难道这个世界如此巧合?我的天使的名字,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名字。